暮色已经笼罩四野，从十楼的窗户望出去，家家户户温馨的灯光从一个个窗口散溢出来，每盏灯下忙碌而洋溢着幸福的家庭，让人从心底里生出羡慕。现在的时间是17点10分，再有4个小时15分钟，我就要离开这个待过一年多的城市。我还有3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段时间足够我写一篇告别这个城市的文字了。

关于沈阳，来之前没有多少影响，有的只是从历史教科书上知道的皇姑屯和“九一八”；时间过了一年，我对沈阳依然没有什么影响，我活动的范围大约只有一平方公里那么大，除了这一平方公里外的东西，基本上不了解。幸亏今年广绍的到来促使我去了一次故宫、大帅府和北方图书城。故宫给人的影响就像是一个富人家的院落，大帅府倒有几分情趣，北方图书城给人的感觉则极差，管理的无序，环境布置格调的低俗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好的影响。一年时间沈阳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原因的主要责任在我，因为我一向不好动，另外一个原因是囊中羞涩，不敢出门。今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乘坐了沈阳的公交车，所以沿线看见了不少的高楼大厦，一派很壮观的样子，矗立在道路的两侧，里面的情形，就不是我这行路人所能了解的，就像我所在的这座大厦，外面也很壮观。

沈阳的人给我的影响不差，许多一起共事的同事，给人的感觉和想象中的关东人没有多少差距，热情而乐于助人，何许是没有多少利益之争的原因，大家相处的很和睦。我的前后两位房东，以为因为有利益在里面，所以在退房的时候狠狠讹了我一笔，后来的房东是一对慈眉善目的老夫妻，对人倒挺好。

听同事们说辽宁是一个出经验的地方，别的倒也罢了，关于这一点我深有同感。我供职的这个集团去年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请来了一位高级别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电台纷纷报道改革的经验能，尔后各地同行纷纷前来取经，常常关闭了中央电梯，让职员绕道而行。可是出了经验之后的状况可能只有自己人知道了。听说最近还要上市圈钱，我想股民知道了其中的实情，恐怕就得变卖家产了，不过也没关系，反正再变卖，也是大家的家产，不是CEO们的，怕什么呢？只要经验出了，说不定变卖家产之前，CEO们又到政府部门出任高官了。

来的时候陌生，走的时候仍然陌生，这注定我对于沈阳只是一个过客。说到这里，忽然想起郑愁予的那首《错误》：

我哒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就以这诗句作为最后的告别吧，沈阳。

先是前几年北京大学只要会双语教学的教员，说白了只是要海归，然后到今年浙江大学明师朱淼华的下岗，再到吉林大学博导的重新选举，高校的用人制度渐渐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在高校的用人制度中有一个名次叫量化管理，这是这几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似乎在中国只要涉及到管理就避不开这个词。当然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进步，因为按照目前的国家哲学，没有量变是不可能发生质变的。说实在的话，有一个标准管理起来相对容易的多，可能也会公平一些，但是有许多问题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先说论文吧。在高校论文的量是一个硬件，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别说职称，连能不能聘任都是一个问题，浙江大学的朱淼华下岗就是因为论文，吉林大学的博导胡风力当不成博导也是因为论文。问题在于有谁去关心论文背后的问题呢？比如论文是通过什么方式发表的，一个人的两篇论文前后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异，论文本身的水平如何等等。我想最近几年关于论文的抄袭，一稿多发从而多算论文数，关系论文等等只要是业内人士，没有不心知肚明的。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只是算论文的数量，那么我觉得提高一个学校的质量无疑是缘木求鱼。记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求学的时候就听老师们曾经自豪的宣称过，我们这里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看论文发表在什么杂志，只审查论文质量的地方。所以我就想，这些大学如果也敢于宣称一篇篇审查过每年教师填写的论文质量的话，量化论文无疑是一个好方法，如果不敢，那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说不定他们挑选的教师都是一些文抄公或者是文贼，最低限度也是文化垃圾的制造者而已。这从近年来学界的腐败现象以及诸多学界名流们的纷纷中箭可以窥见一斑。

再说文凭。文凭应该说是进入高校的敲门砖，没有这块砖，你想进入今天的高校已经完全没有希望，除非你曾经是高层领导、商界奇才或者是影视明星。按照道理，文凭的限制应该在最高学历上，不想好多高校还有另外一个标准，那就是第一学历。什么是第一学历呢？按照时下的说法，就是你是从什么大学毕业的，例如你从一个专科学校毕业，你就连想都不要想进入一个什么稍微有点名气的大学教书，如果你是本科毕业，但不是从什么211毕业的，你也有可能被斥之门外。我不知道这第一学历还会不会在降低，比如讲到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按照目前的这种趋势是有可能降的，例如可以设这样的标准，不是省重点高中毕业的人不能进入大学教书等等。不论是限定最高学历还是最低学历，我相信在现在的高校，是没有钱穆、梁漱溟、陈寅恪、钱锺书们的立足之地的，因为他们多多少少都不符合现在的高校要求的。

最后谈谈外语吧，这似乎是前两年北大用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一个学者而言，外语的重要性在于可以获取国外研究的最新信息，可以查阅外文资料，当然能够直接和国外的学者用他们的语言交流最好了，可是北大的要求似乎有些过分，他们要所有北大聘用的老师都能用外语授课，这除了一些特殊的专业例如外国语学院外，好像没有必要。不过所谓的外语在这儿似乎成了英语的代称，谁叫人家是强势语言呢？而这除了北大之外，似乎也渐成一种趋势，其他的高校或者用人单位也亦步亦趋，不管录用的职位和外语有没有关系。在用人单位的眼中，外语好像成了一个人是否是人才的唯一标准，至于你所学的专业在外语面前也会黯然失色。

还有许多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改革措施，不再一一列举了。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标准，所以现在的大学每一项改革的措施出台，往往会遭受各种各样的置疑，使之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为什么这些据说是从西方取来的真经在中国就不灵了呢？我想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高校体制的问题。高校用人的决定权在谁手里呢？一个地方是所谓的人事处，一个地方是校长，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两个地方是统一的，因为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一些高校的人事处往往被校长们的亲信把持着。而评定职称的是也多多少少和人事处有着关系，所以就目前的高校管理来说，人事处基本上成了高校罪恶的渊薮。论文为什么只问质量不问数量，其原因在于这些人根本不懂论文质量的好坏，进人为什么要查看各类文凭，因为这些人根本无法鉴别人才的好坏，为什么要拿外语来评价人才，因为只有英语有一个所谓的等级考试，一看直截了当啊。

我想，只要高校的校长们放心自己手下的院长们、系主任们、教授们，选才的任务完全可以教给他们来作，这样的经验早在老北大时期，蔡元培校长已经成功运用过了，国内的和尚们不一定不会念经啊。

只要大学人事处的人们什么时候不在学校内横着走路，只要大学的校长们不在为进一个个的人劳心费神，而将这事交给下面的分部们，只要从实际的需求出发，而不是为所谓的门面着想，我想大学尴尬的消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