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4月1日晚7点35分，小县城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了。这个晚上，至少对县政府领导、县中学的校长们来说是个不眠之夜。据说从晚上8点钟开始，县上召开了县委紧急扩大会议，一时间，小县城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各种议论纷至沓来。当然，这不是4月1日这个搞怪的日子弄的愚人活动。 县城沸腾的原因是CCTV-1在《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了县中学乱收费的问题。也难怪，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难得上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可惜这一次的上电视只是难堪而已。地方小，像县中学校长这样的人物是尽人皆知，而又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所以议论纷起并不奇怪。4月2日，头版赫然印着照片，大字标题《〈焦点访谈〉曝光－永靖差生竟交管理费》的《兰州晨报》一到县城，就被抢购一空。 其实，有关《焦点访谈》记者来过的消息在2－3月份就在县城传播的沸沸扬扬，不过时间一长，人们早就淡忘了，所以4月1日的报道对县城的人们来说，多少有些突然。当然，做马后炮依然是当地政府官员们的拿手戏，据知情人士讲，《焦点访谈》的记者走了之后，学校曾向上级部门做过报告，不久，就有一张临夏州物价局针对这所学校和临夏县的一所中学的通知就张贴在了学校显眼的地方。这次自然也不例外，4月2日一大早，省州两级政府的领导就来到县里，调查的调查，访谈的访谈，开会的开会。结果可想而知，可怜的校长可能要倒霉了，这校长大约是无法再当下去了。 关于教育的乱收费问题，只要你在基层干过教育工作，你会知道的很清楚。其中，你会有许多愤怒，也会有许多无奈。不过像报道中的这种现象在全国而言很普遍，越大的城市可能会越严重，这所县中学在这次整治乱收费的过程中只是充当了炮弹而已。至于这所中学的校长，我觉得他既没有政治的警觉性，也缺乏必要的语言素养，所以一经报道，就引得人神共愤。姑且摘抄一段《兰州晨报》的话，就会发现这位校长的素养： 按成绩排名收取管理费，让一些学生和家庭承受着很大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对此，永靖中学的校长却不以为然：“我觉得这种办法可能更有效。就拿司机违章罚款来说，罚款意味着和经济挂钩。罚款后，他下次就注意了，不注意被交警抓住后又要罚款。这不仅是一种激励手段，也是一种惩罚，学习肯定要跟钱挂钩呀。” 可以说，解释的渠道多种多样，因为哪些都是事实：比如办公经费的紧张，学生住宿条件的改善，每学期一开学各式各样的学生托着各种各样的门子让校长开后门进学校等。可是政府拨给学校的经费有多少啊，恐怕连水电费都交不起吧。而且记者们也缺乏一种深入调查的信心，所以抓住一点，就大肆地作起文章来，而且说得义愤填膺，这只要看看《兰州晨报》的报道，就知道这样的报道是多么的肤浅。 究竟是谁搞坏了学校的风气？老师，还是校长，或者是其他人？回家的这段时间，常听朋友们谈起家乡的教育，每个人都在摇头叹息着告诉我最近的状况。他们说全县每年一度的审核中，所有的中学中，只有一个除外，其他的绩效考察都很差，尤其是民主测评。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只要和老师们交谈，没有不骂领导的，再说，看看哪些作领导的人，哪一个在做老师其间是认真教学的。当然，县城中学的校长是公选的，可是从来没见过那一次把得票数公布出来，即使公布出来，我想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有权选举的只是一些行政上的领导，他们可能对选举人的状况一点都不了解吧。 在去年，我曾在博客上发了一篇题目叫《沦陷的土地》的文章，也曾谈到教育问题，其实在我们小县城，老师们至少还没有达到那篇文章中所谈到的程度，可是几乎所有的领导，都让老师们失去了教育学生的兴趣，我想对收入还不算高的小县城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个灾难。 报道中的校长大约作不成校长了，可是提拔校长成为校长的人们或许会仍旧坐稳他们的宝座吧。或许这位校长的落马给予了许多觊觎这个校长宝座的人们许多希望，提拔校长的人们大约也在期待着一些什么吧？可是全县的教育或许就此完结了，那个时候，《焦点访谈》的记者们还会来吗？ 粘贴上去以后，段落的排列就乱了，实在没办法，将就着看吧。现在blogbus的排版系统真是比不上以前了。

在火车上我一向很少和陌生人说话，其中的原因一是不习惯和不熟悉的人聊天，一是因为有一次和陌生人聊天，被人骗去自家的信息，让家人为我担心，所以每次出门，太太总是下封口令。可是在三月中旬去北京的路上，惯例被打破了。 偶尔的几句对话，知道对面下铺可以算是一个老乡，他是康乐人，隶属临夏地区，算是老乡了。从断断续续的对话中知道对方在澳门大学读MBA，虽然不算留洋，也可算是受过几年西方思想洗礼的人，看其人，少年英俊，有时下年轻人的抱负，也有同龄人的傲气。也难怪，穷乡僻壤出这么一个才子不容易啊。 随着交谈的深入，发现对方没有收到多少严格的学术训练，许多谈话仍然保留着高中时的印记，明显是没有读多少书或者是读书没有思考的结果，有时候多了一些目下社会中的市侩气息。当然这不足以令人吃惊，因为世风如此。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我好几年没有听到，现在几乎忘却了一句话竟然出自这位年轻人之口。 记得是在十几年前吧，当时刚刚工作不久，有一次和几个同事在一起谈论政事，被老校长发现了，我现在清楚的记得他当时说过的这句话：“你们有资格谈论吗？没有×××，你们能读得了书吗？”记得当时似乎很吃惊，也记得当时一位同事拿出具体的数据让老校长说不出话的情景。可是后来一想，这样的话出自这样一个年龄的人也很正常，因为他们走过的时代是一个只能高呼万岁，不允许人们思索的时代，我知道，那个时代的人们早已经习惯了感恩戴德。 四五年前的一个夏天，几个朋友一起在黄河边的农家乐里吃饭聊天。聊天自然少不了对腐败的谈论，对政局的看法，不料同坐一位数年不见，在地区党校工作的朋友极其反感我们我们的谈话，一出口，竟然和老校长的话如出一辙。几位朋友相顾愕然，心中想，这还是几年前在大学里义气奋发的那个人吗？后来一想也想通了，人家毕竟是党校出来的人，有这样高的见识不足为奇。 现在这样的话从一个年龄比我们小许多，而且是学经济出身的人的口里面出来了，当然后面还有一个尾巴，“我们得到了好处，当然要说好话。”我觉得这样的话似乎不该出之于一个刚刚还在说要搞学问的人之口，因为他的潜台词就是“有奶便是娘”。这样的人搞学问能保持独立的学术品格吗？我有些怀疑。 在我们认为很落后的古代，哪怕是在三千多年前，哪些据说是很腐朽的帝王们的门前立着一根木头，叫作敢谏之木，意思是说，人们可以说帝王们不对的地方，到后来，有专门的部门，可以弹劾帝王的过错。就因为有些帝王善于纳谏，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就流芳百世。不知道怎么了，自认为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下，却教育出了一代代长着聪明的脑袋却不会用的人。我想，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都会给予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权利吧，更何况，教育的投资是纳税人的投资，不是某个人的恩赐。 突然想起让中国人一直垂涎欲滴的诺奖。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一直还是这样的思想，那么，诺奖的得到恐怕只能在睡梦之中了。 好长时间没有到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了，今天来看看，贴两片小东西，顺便向大家问个好。

告别沈阳

暮色已经笼罩四野，从十楼的窗户望出去，家家户户温馨的灯光从一个个窗口散溢出来，每盏灯下忙碌而洋溢着幸福的家庭，让人从心底里生出羡慕。现在的时间是17点10分，再有4个小时15分钟，我就要离开这个待过一年多的城市。我还有3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段时间足够我写一篇告别这个城市的文字了。

关于沈阳，来之前没有多少影响，有的只是从历史教科书上知道的皇姑屯和“九一八”；时间过了一年，我对沈阳依然没有什么影响，我活动的范围大约只有一平方公里那么大，除了这一平方公里外的东西，基本上不了解。幸亏今年广绍的到来促使我去了一次故宫、大帅府和北方图书城。故宫给人的影响就像是一个富人家的院落，大帅府倒有几分情趣，北方图书城给人的感觉则极差，管理的无序，环境布置格调的低俗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好的影响。一年时间沈阳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原因的主要责任在我，因为我一向不好动，另外一个原因是囊中羞涩，不敢出门。今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乘坐了沈阳的公交车，所以沿线看见了不少的高楼大厦，一派很壮观的样子，矗立在道路的两侧，里面的情形，就不是我这行路人所能了解的，就像我所在的这座大厦，外面也很壮观。

沈阳的人给我的影响不差，许多一起共事的同事，给人的感觉和想象中的关东人没有多少差距，热情而乐于助人，何许是没有多少利益之争的原因，大家相处的很和睦。我的前后两位房东，以为因为有利益在里面，所以在退房的时候狠狠讹了我一笔，后来的房东是一对慈眉善目的老夫妻，对人倒挺好。

听同事们说辽宁是一个出经验的地方，别的倒也罢了，关于这一点我深有同感。我供职的这个集团去年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请来了一位高级别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电台纷纷报道改革的经验能，尔后各地同行纷纷前来取经，常常关闭了中央电梯，让职员绕道而行。可是出了经验之后的状况可能只有自己人知道了。听说最近还要上市圈钱，我想股民知道了其中的实情，恐怕就得变卖家产了，不过也没关系，反正再变卖，也是大家的家产，不是CEO们的，怕什么呢？只要经验出了，说不定变卖家产之前，CEO们又到政府部门出任高官了。

来的时候陌生，走的时候仍然陌生，这注定我对于沈阳只是一个过客。说到这里，忽然想起郑愁予的那首《错误》：

我哒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就以这诗句作为最后的告别吧，沈阳。

由读书想到的

读刘知几《上萧至忠论史书》至“抑明公足下独不闻刘炫蜀王之说乎？昔刘炫仕隋，为蜀王侍读，尚书牛宏尝问之曰：君王遇子，其礼如何？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见访，是相期于周孔也；酒食左右皆厌，而我余瀝不沾，是见待下于奴仆也。仆亦窃不自揆，辄取方于鄙宗。何者？求史才则千里相追，语宦途则十年不进，意者得非相期高于班马，见待下于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贵识其性，明公视仆于名利何如哉？当其坐啸洛城，非隐非吏，惟以受愚自得，宁以充詘撄心。但今者僶勉从事，挛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求诸隗始，其义安施。倘使士有淡雅若严君平，清廉如段干木，与仆易地而处，亦将弹铗告劳，积薪为恨。况仆未能免俗，能不蔕芥于心乎？”一段，就想起自己的处境，不觉费书而叹，虽然遥隔千年，这种景况是何等的相似。人前常常称许才能如何如何，承担什么样的重任，八百元的工资永远不变，即使发一些日用品也是三六九等中的最低等，可能我们的待遇和那位扫地的大嫂差不多罢，我不知道这叫期之以什么，见待于什么。呜呼，可以一叹。

扔掉了鸡肋

终于扔掉了这根鸡肋，我不由的为自己庆幸。

可以说在辽宁的一年多时间充满了屈辱。每个月只有八百元的公资，除去四百元的房租，再除去水电费闭路电视费电话费之外，剩下的钱已经不够自己吃饭，更不用说贴补家用了，感谢老婆，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也没有抛弃我，依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当然屈辱不是因为钱少，如果仅仅因为钱少，那就只能说自己见钱眼开了。屈辱的原因在于拿着这点钱，还得对领导感恩待德，还得对他的大度收留表示出无上的谢意。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会提醒你他是怎样因为面子问题收留了你的。

记叙一下来这儿的情景吧，以便留此存照。

起初，老师说给我联系了一家在辽宁的出版社，还与师门有关系，于是就和老师一同在北京见了领导。当时谈到薪水问题，领导说一年大约可得4万多，当时挺高兴，还说可以解决家属的问题，自然更高兴了。谁料到来了之后，工资只是区区800元，还是一个多月之后才知道的。后来领导说一年之后转正，才可以拿正常工资，所以已经有些后悔当时因为关系没有签一纸协议，但心里面总是在盼着一年之后或许有希望吧。一同上班的有一个本科毕业的小伙子，比我早来半年，所以在半年之后，看他一直没有转正的希望，我知道我也希望渺茫了。

2006年元旦临近之前，我和这位仍在岗位的小伙子一起吃了一顿饭，他告诉了我他要离开的消息。而我也准备在元旦前回家，反正明年要考试，所以打算在明年考完试后再回来把今年没做完的几个项目做完。不料就在打算走的那天早上，领导突然打电话来，提出种种理由，不让我回去。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就有了离开这儿的打算，但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没有立即提出来。后来领导说可以一起到北京的定货会，一起见我老师，想想也是，回家也不差这么几天。可是今天早上开会，到北京开会还是没有我们这些编外人员的份，于是忍不住再次提起回家的事，领导拿着同样的理由来搪塞我，说只能请10天的假，我只好提出辞职了。

话说回来，一辞职，我反而轻松了，我不必再忍着心头的屈辱在这离家万里的地方漂泊了，田园将芜，胡不归啊！

其实如果回家，我可以不出家门就能每个月赚到2000多，在这儿原本想着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学术信息，在这的一年多时间其实没有得到什么，所以回家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不是吗？其他的事等着今年考完试再说吧。

我的2005

2005是没有收获，只有付出的一年。

这一年，三位亲人离我而去，消息的到来都令人猝不及防，快到年末的时候，又接到一位朋友去世的消息，可以说从年初到年末，噩耗使人的心情无法好起来。

这一年我也没有赚到钱，一个月800元的工资，除去400元的房租以及水电费，所剩无几，按照这状况，目前没有在这地方欠帐，应该高喊阿弥托佛了。

这一年学问也没有长进，因为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看哪些既不能带给人愉悦，也不给我带来金钱的破书稿上了，而这些所谓的书稿，印出来也只是文化垃圾而已。而看稿破坏心情，余下的时间什么事也不想干，所以整日在网络里闲逛。

这一年我浪费了一年的生命，所以觉得这是一生中过得最没有意义的一年，我觉得人生因为有了这样的岁月而黯然失色。

走完的2005留给人的只是遗憾，没有自豪。

 

写论文的苦恼

我觉得自己被这篇论文拖到泥潭里面了，尽管事前有足够的准备，但是真正写起来，还是被处理的材料弄得筋疲力尽。虽然只是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可是这材料太多了，三大本的《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已经够让人挠头的了，可还得翻《全唐文》，当然这一切还在预料之中，出于预料之外的是，写着写着就发现还得阅读《旧唐书》《新唐书》中的许多东西，历代人论墓志的许多东西，还有一些国外的传记学专著。就说其中的“墓主”一节吧，正文字数不过2000字，可是我为此搜集的资料是它的近百倍。当然，我可以随意的写，通过一些简单的材料得出我的结论，可是那样作，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搞这东西总得搞出个样子吧，不然有什么意思呢？

把郁闷写出来，算是给自己鼓点劲吧。

平 安 夜

我一向觉得圣诞节是属于基督徒的，因为他们虔诚；是属于年轻人的，因为他们时髦；是属于商人的，因为其中商机无限。我和圣诞没有什么关系，我不属于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所以在这平安夜的晚上，我独自一人呆在这十几层高的大厦里，面对我的电脑，仔细计算着我统计材料的数据，如果不是偶然间点了日历，似乎还不知道平安夜已经悄然降临。

有朋友自远方发来一封短信，信中是一首小诗：

    拟落花诗一首岁末寄诸友：

    独立徘徊香径过，冷红秋意与枯荷。

    小园飞尽愁宜少，燕子归时雨正多。

    南国的冬天一定没有这北国的寒冷，所以这诗中的秋意给这寒气凛冽的平安夜带来了许多温馨。

高校的尴尬

先是前几年北京大学只要会双语教学的教员，说白了只是要海归，然后到今年浙江大学明师朱淼华的下岗，再到吉林大学博导的重新选举，高校的用人制度渐渐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在高校的用人制度中有一个名次叫量化管理，这是这几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似乎在中国只要涉及到管理就避不开这个词。当然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进步，因为按照目前的国家哲学，没有量变是不可能发生质变的。说实在的话，有一个标准管理起来相对容易的多，可能也会公平一些，但是有许多问题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先说论文吧。在高校论文的量是一个硬件，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别说职称，连能不能聘任都是一个问题，浙江大学的朱淼华下岗就是因为论文，吉林大学的博导胡风力当不成博导也是因为论文。问题在于有谁去关心论文背后的问题呢？比如论文是通过什么方式发表的，一个人的两篇论文前后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异，论文本身的水平如何等等。我想最近几年关于论文的抄袭，一稿多发从而多算论文数，关系论文等等只要是业内人士，没有不心知肚明的。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只是算论文的数量，那么我觉得提高一个学校的质量无疑是缘木求鱼。记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求学的时候就听老师们曾经自豪的宣称过，我们这里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看论文发表在什么杂志，只审查论文质量的地方。所以我就想，这些大学如果也敢于宣称一篇篇审查过每年教师填写的论文质量的话，量化论文无疑是一个好方法，如果不敢，那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说不定他们挑选的教师都是一些文抄公或者是文贼，最低限度也是文化垃圾的制造者而已。这从近年来学界的腐败现象以及诸多学界名流们的纷纷中箭可以窥见一斑。

再说文凭。文凭应该说是进入高校的敲门砖，没有这块砖，你想进入今天的高校已经完全没有希望，除非你曾经是高层领导、商界奇才或者是影视明星。按照道理，文凭的限制应该在最高学历上，不想好多高校还有另外一个标准，那就是第一学历。什么是第一学历呢？按照时下的说法，就是你是从什么大学毕业的，例如你从一个专科学校毕业，你就连想都不要想进入一个什么稍微有点名气的大学教书，如果你是本科毕业，但不是从什么211毕业的，你也有可能被斥之门外。我不知道这第一学历还会不会在降低，比如讲到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按照目前的这种趋势是有可能降的，例如可以设这样的标准，不是省重点高中毕业的人不能进入大学教书等等。不论是限定最高学历还是最低学历，我相信在现在的高校，是没有钱穆、梁漱溟、陈寅恪、钱锺书们的立足之地的，因为他们多多少少都不符合现在的高校要求的。

最后谈谈外语吧，这似乎是前两年北大用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一个学者而言，外语的重要性在于可以获取国外研究的最新信息，可以查阅外文资料，当然能够直接和国外的学者用他们的语言交流最好了，可是北大的要求似乎有些过分，他们要所有北大聘用的老师都能用外语授课，这除了一些特殊的专业例如外国语学院外，好像没有必要。不过所谓的外语在这儿似乎成了英语的代称，谁叫人家是强势语言呢？而这除了北大之外，似乎也渐成一种趋势，其他的高校或者用人单位也亦步亦趋，不管录用的职位和外语有没有关系。在用人单位的眼中，外语好像成了一个人是否是人才的唯一标准，至于你所学的专业在外语面前也会黯然失色。

还有许多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改革措施，不再一一列举了。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标准，所以现在的大学每一项改革的措施出台，往往会遭受各种各样的置疑，使之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为什么这些据说是从西方取来的真经在中国就不灵了呢？我想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高校体制的问题。高校用人的决定权在谁手里呢？一个地方是所谓的人事处，一个地方是校长，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两个地方是统一的，因为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一些高校的人事处往往被校长们的亲信把持着。而评定职称的是也多多少少和人事处有着关系，所以就目前的高校管理来说，人事处基本上成了高校罪恶的渊薮。论文为什么只问质量不问数量，其原因在于这些人根本不懂论文质量的好坏，进人为什么要查看各类文凭，因为这些人根本无法鉴别人才的好坏，为什么要拿外语来评价人才，因为只有英语有一个所谓的等级考试，一看直截了当啊。

我想，只要高校的校长们放心自己手下的院长们、系主任们、教授们，选才的任务完全可以教给他们来作，这样的经验早在老北大时期，蔡元培校长已经成功运用过了，国内的和尚们不一定不会念经啊。

只要大学人事处的人们什么时候不在学校内横着走路，只要大学的校长们不在为进一个个的人劳心费神，而将这事交给下面的分部们，只要从实际的需求出发，而不是为所谓的门面着想，我想大学尴尬的消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看电视的感想

闲来无事时会看电视，看电视不免常常发现一些非常可笑的事情。昨天晚上中央2台的财富故事会中哪个特别能侃的人又在夸夸其谈，说的内容好像是一个古钱币收藏家的事。我发现现在的这些节目主持人只要能侃，就可以上节目，这不，这位侃爷没说几句话就让人啼笑皆非，他手中举着一枚“开元通宝”说，这是李世民他老爹的开元通宝，把孙子辈的李隆基当成老爹，侃爷的名声看来不是白得的。

这样误把冯京当马凉的是好像不只出在这些侃爷们的口中，许多大报的记者笔下似乎也层出不穷，比如前些时间报道北大“乾元国学教室”的许多文章，都曾犯过许多语法或者常识性的错误。看来现在的传媒界似乎分不清中国的朝代，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许多常识，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兴，反正这些侃爷和大记者们仍然一如既往的侃着、写着，从来不把这种错失当一回事儿。也难怪啊，现在找工作或者考学，都会问你英语过了几级，谁会问你有没有基本的汉语语法常识，有没有基本的中国文化的根底呢？

记得以前好像讨论过一阵大学生不会写总结的事儿，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可是现在问题比较严重了，许多能影响他人的人已经在屡屡犯错了，有些人甚至头上顶着什么什么家的冠冕在主流媒体上夸夸其谈，这不免会谬种流传，害人不浅啊。要知道主流媒体的覆盖面有多大，它会影响到多少人。

当然了，头戴桂冠的人们出了错是不会承认的，例如几年前有一个写散文的名人，文章中出现了许多常识性错误，有人挑出来之后，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今年大陆两所著名高校的领导在接待台湾来的客人的时候也洋相出尽，结果时候也有人出面辩解，看来这是想铁了心把谬种流传下去。这使人不由得想起清代的学者顾炎武以及他的《日知录》，不过那种严谨的治学风范在现代似乎成了绝响，这不是说没有人去响应他的做法，也不是没有人去做，而是这种做法被一种异化了主流所取代。

但愿观众和读者们自己有分辨的能力，把这一切看作是演小品好了。

捐 款

今天听同事们讲，国家领导人在电视上带头捐款，不料下午就通知开会，一问，也是捐款的事情。看来单位的领导们的反映也很快，中央一行动，他们也跟着行动起来了。翻了翻报纸，发现13号的报纸上报道了中直各部门捐款送温暖的消息，到现在也仅两天时间，这么快的行动起来，足以说明领导们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捐款的现场我没有去，一来我似乎还没有资格，因为我还不是这儿正式的职工，二来我也没有钱去奉献这份爱心，因为我对工资还不够我一个人的生活费用，三来我对这种政治作秀的事情兴趣也不大，天知道你捐的款会流落到什么地方。不过就在我上了一次厕所的功夫，捐款的会议就已经结束了，据我的揣测，大概就是大家拿出钱来，一交就完事，毕竟你捐多少别人已经做好了规定（单位领导每人150元，各室主任100元，职员每人50元），单位人也不多。

类似的捐款以前也曾经遭遇过，有时候问一下，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就从工资里直接扣除了，虽然有时候有怨言，但这种怨言也只是私底下说说而已，当道理遭遇到权利的时候，失败的往往是道理。虽然有时候当权的也会说你们也有权利，但我们知道，我们的权利和他们的权利毕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手中的是power，我们手中的只是right而已。捐款的事情只是其中之一。

大概领导也知道我是赤贫者，所以也没有人找过我，只是在开会的时候通知了一声。恰巧我的室主任在开会的时候不在，所以他一回来，就立马有人找上门来讨要捐款。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对于一般作秀的事情向来不感兴趣，所以讨要的人一来，我就知道是没有结果的。事实真如所料，来人一开口，主任就问是自愿还是强迫，来人说是强迫，主任说既是强迫也不交，他说要扶助贫困，我自己可以去找捐助对象，不跟着你们作秀，他说以前已经给贫困地区捐过2000元。结果来人一走，单位领导就找上门来，动员捐款，同样没有结果。主任说，捐钱也不会同你们一起捐，然后历数多次捐款的情形，结果领导也无功而返。

面对这种以崇高作幌子，然后在年终总结中夸耀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人们往往被崇高所威慑，不敢轻易说不，现在终于有人站在面前说不了，我觉得欣慰，毕竟人们已经开始了从知到行的旅程。

当然，不能说捐助的事情不好，关键是捐助的款项流通一向暗箱操作，不为人所知，有时候或许到了真正的贫穷者手中，但是通过这许多年来的所见所闻，更多的可能到了哪些硕鼠的仓里，也就是说这种强行的捐助一方面为一些当权者当作作秀的工具，一方面喂饱了底层许多大大小小的硕鼠，现在已经是一点诚信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说到这里，我不仅钦佩哪些“多背一公斤”的人们，哪些实实在在将温暖送到手的人们，虽然这种做法的成本较大，但在诚信丧失的今日，不失为最好的做法。

捐款的闹剧就这样上演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真正救助的目的。

以诗心读《诗》

­——读《诗经别裁》

在学者的文字中，我最喜欢的之一当数扬之水的。我觉得她的文字似乎不带烟火气，总是淡淡的，却有着一种别样的韵味。记得以前在一所中学教书的时候常在一本叫《瞭望》的杂志上读她写的《脂麻通鉴》，当时对她的行文非常的欣赏。后来见到她，听她的课，才把她的文字和她的人联系在一起。我觉得她本人就像她的文字一样雅致，有着一种异样的亲和力。后来知道她出过许多书，偶尔也会在书店里面见到她的书，可惜她的好多书都做的很精致，价码自然也很高，所以虽然爱不释手，但因为囊中羞涩，常常望而却步。后来买了一本比较便宜的书，是江西教育出版社的《诗经别裁》，书也做的比较雅致，是大32开的开本，但是宽度却比大32开稍窄。封面的设计者把作者序言中的一句话放在封面上，既是广告，也算是对书主题的一种提炼吧，那句话是这样的：

五百年云和月，尘与土，虽然世有盛衰治乱，但由《诗》中表现表现出来的精神则是一贯。其中有所悲有所喜，有所爱有所恨，也有所信有所望，不过可以说，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是贯穿始终的脉搏和灵魂。

由于爱《诗经》，也爱扬之水的文字，所以这本书也就成了我常常翻阅的书。

   扬之水很有才气，却从来不逞才使气，读《诗经别裁》，就可以看到她读书的广博。今人读《诗》，文字可能是首先遇到的障碍，所以在每一首诗的下面都有注解，但是和一般读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总是选择一个她认为最妥帖的古注来注解诗中的文字，而不是强作解人，有时候在一处有多个解释，让读者自己选择合适的意义。当然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对《诗经》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一本厚厚的《诗经名物新证》便是明证，其实人所不知的是，她读书极为用功，每次周二，你总会在图书馆见到她匆忙的身影，而每次见到她，她总是捧着一摞书。所以当看到《诗经别裁》书后附着的长达7页的“引用书目”的时候，就知道即使这样一本小书，也是她厚积薄发的结晶。读这样的注解，就恍然若读2000年来的《诗经》成果似的，除了敬仰别无其他。

当然，她的解读文字是最出色的，我曾经给朋友讲过，读了扬之水对《诗经》的解读文字，即使从来没有接触过《诗经》的人，也会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读她的文字的时候，总觉得她是拿着自己的一颗诗心去解读这2000年前的诗文，有时候竟然有一种她是当时诗歌创作的参与者的感觉。像她这类赏析作品的文字（严格的来说，她的文字本身已经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作品）在以前的赏析类作品中很少见，可以说是一种独创性的赏析风格。不放摘引两段：

        再说这月色。明明写得分明，但予人的感觉却偏偏是不分明。皎也，皓也，一天的好月似乎不是用来照“彻”形象，而只是造作出一片空灵，于是诗人可以把惝恍迷离的“意中事”放进去。这里要的是“山岳不知心里事”那么一个有等于无的月。李白《送祝八》“若见天涯思故人，浣溪石山窥明月”，杜甫《梦太白》“落月满屋梁，犹疑见颜色”，常建《宿王昌龄隐处》“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焦竑举了一连串唐诗的例，云“大抵出自《陈风》也。”这样一对比，方觉得唐人诗中的月色，哪怕是“微月”，也真的是“皎”，是“皓”，是清清楚楚照见颜色；而《月出》之分明中的不分明，倒教人觉得格外好了。

——《陈风·月出》的赏析文字

《诗》有很多写女儿，写出很美丽很善良的女儿。那是“吉士”、“君子”心中的光明，也是《诗》中的光明。这时候女儿真正是处在她所应处的位置上。然而命运对于这善良美丽的一群似乎最不公平，因此《诗》中的忧思之篇许多出自女子。《卷耳》《伯兮》，一类也；《氓》与《谷风》与《白华》，一类也；《载驰》《竹竿》《泉水》，一类也。其中的所思所感，差不多概括了女子生命中最系心于怀的事与情。

——《卫风·泉水》的赏析文字

这是从其中随手摘出的两段，虽然从总体的割裂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文字的美感，但是我们仍然能从其中体悟出作者对诗中滋味的准确把握，还有作者文笔的优雅——哪种从容不迫，雍容雅致的味道。

《诗经别裁》选的诗并不多，只有47首，只占《诗》总数的1/10稍多，作者赏析的文字也并不多，没有一篇是属于长篇大论的，每篇文字却总能恰到好处的点出“诗”之所思，“诗”之所想，我想这些篇目把一个爱《诗》的人引入《诗》的殿堂，已经足够了。

 

 

把自己拙劣的文字和扬之水那么优秀的文字，不免汗颜，不过没有办法，谁叫自己的文字那么差呢。

                          想念春天

在这寒风凛冽冻得人瑟瑟发抖的深冬时节，我开始无限的想念春天。春天呵，一个在这种时节想一想都令人心跳不已的词，竟然在不经意间猛烈的涌上心头，搅扰得人心神不定。我的春天啊，你究竟是什么？

我知道，我对春的依恋是什么。

当第一缕微风拂过大地时，那潮润润的泥土带来的温和的气息，挖开浮土后见到的嫩嫩的微带羞涩的草芽，给人的极其强烈的生命意识，万物都在那一缕微风的吹拂下复苏了，我的春，我的草芽，我在你们的感染下给我的生命注入新的希望。

那种给人强烈刺激的红色，应该不能算是春天的代表。然而一想到春，我不由想起这样的红色。不是吗，也就是在第一缕春风吹起的时候，那一抹鲜红就飞到家家的门上，渲染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还有悬挂在门楼上光彩四射的红红的灯笼。春天啊，你使用鲜艳的色彩在书写我对未来的期待吗？

那双胖胖的小手，那样清晰的显现在眼前，还有擎在手中的风筝，我知道那是女儿。那样广阔的原野，那小女孩拉着风筝长长的线在飞跑，恍然间，我觉得线在我手中，飞在天空中的是孩子。难道我渴望的春天是我的女儿；那越飞越高的身影，正是她成长的历程。原野，孩子，风筝，我心神摇荡。

清晨的细雨，细嫩的枝条上绽开的几朵略带微红的桃花、杏花，时时进入耳际的讲课声，整齐的朗读声，站在园圃边上独立于雨中凝望的那个人，还有那片随一封信寄走的鲜嫩的花瓣与想共享春天的一份心情。

我的久居的书房，黄色的温柔的台灯的光，录音机中传出的肖邦的小夜曲，窗外暖暖的风送来的沙枣花的清香，透过玻璃看到的满天静谧的微微闪动的星星。一杯清茶，一支香烟，伴我枯坐整个春天的夜晚。我无限向往的春天啊！

我知道，在这个深冬噪杂的夜晚，我无限想年春天的缘由。我深深怀念我永别了的那棵曾给我数年馨香的沙枣树连同它那满身通红的果实，还有无数个有过辩论的春的晚上，我的虽曾摧残，但并未消失的希望。

今夜，我仍有希望在，仍有思念在。

四天后，长至将到，我该去寻找那第一个发出的草芽，它会告诉我春的消息。

 

                                           2001，12，19夜11时前7分写与cass

                                                     

                   

旧文一篇，贴于此聊作回忆。

遥  祭

得到你生病的消息仅仅10天，今天又得到了你离去的消息。我还清楚的记得去年也是一个下雪天的晚上，我得到了一个同样的消息，今天空中也在飘雪。从刚才的电话中我知道，你们两个人间隔了一年，却选择了几乎同一天时间，离开这个世界。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定数啊。此刻，我非常渴望哪个传说中的天国真实的存在，那样，在哪儿你可以见到疼爱你的母亲，还有先你而去的弟兄。

本来，我已经准备请假回来看你，我已经准备收拾行囊，我没有想到的是，你的离去竟然这样的突然。从接到哪个电话的那一刻起，我知道，以后的见面只能在梦魂之间，只能在我的回忆之中，或者是如果真有那样一个世界，只有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了。

听说你走的很平静，没有痛苦，但是我仍然无法想象你平静的躺在床上的样子，我也无法想象你在这冰冷的天气，被黄土无情掩盖的样子。哪方寸的土地，哪新堆的土堆下有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也是我无法想象的啊。

哥哥啊，尘世既已无所留恋，那就在天国永享你的安宁吧。

 

老师的情怀

国庆节和广绍一起去逛北方图书城的时候，从其间买了一本《闲堂书简》。我入门的时候，闲堂老人刚刚故去，所以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的尊颜，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但是关于他的治学、他的为人从蒋老师口里听过不少，也从他老人家的著作中见识了许多，尤其是读了《书绅录》之后，对他的教学都有一种身临其景的感觉，他给人的总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有才情的诗人、育人有方的老师的形象。也因为如此，对他一向是抱着一种敬畏的态度来仰视的，因为“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样的描述用在他的身上，我觉得是极为贴切的。

当打开《书简》，看着先生笔下的一行行带有温情的文字时，对他以前的感觉中又加了另外的一份，那就是他对学生的那种如父亲般的关怀。我不妨引几段文字来看看这种关切的程度：

得来信，知已初步安顿。才到一个地方，总有一段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我相信，这过程对你来说一定是很短的。照目前看来，你的生活住宿存在着一定困难，这要有有一些书呆子气才能抗得住。孔夫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除此以外，只要处理好前辈和同辈的关系，便是海阔天空的学术世界了。希望你好自为之，（p241）

知已迁新居，且大致安定，甚慰,临街噪声大,只有由忍耐而习惯,久之则雷车若蚊飞,此亦庄子所述飞卫习射久则虱如轮也。古高僧有名弘忍者,盖谓细忍还不行,非弘忍不可也。一笑。

葱葱安稳顺利成长,尤慰。孩子们的理解力往往较成人对他们的估计为高,所以素质、气度的培养,要从小起。父母的生活习惯,言谈举止尤其是活教材。此中营养决不在牛乳之下。望注意及之。(p267)

看了你的信,我心里很难过.小韵儿时和徐旸在饭店里把凳子搬来搬去的欢声笑语似乎还在眼前,那时她多么活泼、天真。86年我们在武汉又见到两次,一次在湖北大学,一次在你们家里,她已是一个循规蹈矩听话勤快的好学生,我甚至觉得她太乖了,有点抱怨你管得太严。我们在你家里吃饭,她一个人躲在另一间房里,不声不响,已经开始有些内向了。记得那时小邵在汉口进修,一个星期你们才团聚一次,小韵享受到的双亲家庭温暖太少了,难怪她性格内向。不过十几岁的孩子就患上哮喘病,太可怜了。这是一种很难完全治愈的慢性病,一定要尽早治疗.我真舍不得她.不知她现在祖母那里还是在妈妈身边?治疗条件好不好?(p329)

不做抄文公了,不过以上几份写给弟子的信中,闲堂老人表露出来的完全是一位父亲关心子女的心态。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虽然是要求弟子要向侍奉父亲一样的侍奉老师,但是在千帆先生身上表现出来的却是为师之后,一直以父亲的心态关心学生。

《论语·子张》中子夏曾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他说的大概就是闲堂老人这类人吧。

大限将至

大限将至，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周围是轻声轻语的人群，是一张张或悲伤，或同情或不舍的脸。人们已经不想惊动你，也会满足你的一个个哪怕平时看来很荒唐的要求。但是此刻，你可能已经对别人没有任何要求。你就喜欢静静地，静的甚至能听出周围每个人呼吸的声音。此时，你的大脑仍然清醒，清醒的比你一生的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此刻，在你异常清醒的头脑中，你会想些什么？

会有对这五彩世界的无限留恋吧，毕竟还有许多心愿没有达成，还有许多许诺没有实现，还有许多本来应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

也许会想你的亲朋好友，想你们之间发生过的无数的恩恩怨怨，但是在此刻，你或许没有一点点的恨意，你想人生如果能重来，你会将好好的对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感到你对他们的关爱。当然你也有可能会对你曾经对不起的人在心中千万次的道歉，如果人生能重来，你决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当然你一定会想你的妻子或者丈夫，你一定为一生中的某个时刻曾经发生过的背叛在深深忏悔，当然还有平日里他（她）对你的无限关爱也会在一霎那涌上心头，那是一种幸福的感觉，也是一种痛的感觉。或许你在心中已经找了无数个理由原谅了她（他）曾经对你的背叛，你知道当时他（她）也有过痛苦的抉择。你觉得此生有了对方，你本来平淡的人生有了许多色彩。如果真的有来生，你还期望和她（他）渡完一生。

子女一定是会想的。你现在不明白，在他们成长的时候，你为什么会生那么多气。现在看他们的样子，还是不错的啊，起码他们知道在你的病床前陪着你，虽然无法解脱你的痛苦，他们也在为你的痛苦而痛苦着。当然你想得更多的是儿子平常散漫，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提醒，他会注意那些细节吗，女儿脾气有些暴躁，如果没有了自己的劝说，她会处理好婆媳关系吗？这时候你也许会自我安慰，儿孙自有儿孙福，由他们自己吧。

这个时候，一般不会想起怎么算计人吧，应该不会，因为这时已经没有了那种心思，有的只是无限的牵挂，无限的依恋。所谓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可能就会在这大限将至的时刻，才完全做到了。

不停飘忽的，那是死神的阴影吗？就在他漂过来的时候，你一下子没有了牵挂，没有了误解，甚至没有了思想，你在刹那间大彻大悟了，人生就像一场梦一样突然漂过你的脑海。

为什么有泪突然从你的眼眶涌出，那么一大滴，如珍珠。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记尾

马援的家庭教育

教育子女的资源不外乎以下几种：能接受到的教育理论，所处时代的影响，从自身经历中总结的经验。能用第一种方式的人，大都是颇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原因在于他们能接受到各种教育理论，也能从纷繁的教育理论中选择适合自己儿女的理论来指导自己孩子的成长。使用第二种方式的自然是芸芸众生，他们大多没有自己的见解，时代需要什么，就让自己的子女成为什么样的，子女教育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使用第三种方式的人往往是各方面的成功人士或者自身经历及其丰富的人，他们眼界很宽，交际面很广，自身的经历也丰富多样，教育子女的时候自身就是一个榜样，所以这种教育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种教育再延伸，代代相传，就变成了现在所谓的世家教育，这种教育的样式往往会产生许多家庭教育的理论。按照这样的分类，马援教育子侄使用的就是第三种类型。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因匡扶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功，赐官伏波将军，封新息侯[1]。说到马援家庭教育的方法，史书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我们拥有的只是他那篇著名的《戒兄子严敦书》。写这封信的时候，马援正在南征交趾的前线，当时他听说他哥哥[2]的儿子马严和马敦喜欢讥刺议论他人，和一些社会上无视法纪的人混在一起，所以赶紧写了这份信。信照录如下：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    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对孩子们身上的毛病，马援采取的教育方法是不一样的。对喜欢议论人过失的错误，可以说马援在严辞斥责，他将“闻人过失”提高到“如闻父母之名”的高度，也就是论人过失，就像口说父母的名讳一样，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帽子，因为口说父母名讳，无疑是不孝啊。这还不够，他还严正声明自己的立场：“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要知道，好发议论，评人得失是年轻人标新立异的常有手段，每个青年在这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毛病，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有着类似的现象，为什么马援会如此紧张子侄辈在这方面的过失呢？其中的原因当和马援一生仕途的经历有关。马援历经两朝，先后为三个人效命，宦途的见识中因微言获罪的事见识得不少，而且此类事一旦发生，牵连也比较广，动辄有生命危险，所以对这类错误，一发现苗头就想立刻掐死在萌芽状态。当然，马援自己也谈论他人，例如公孙述在蜀称帝，他的主人隗嚣派他前往观察，这一次他发了两次议论，一是蜀中宾客挽留他时，他说：：“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一是回来时对隗嚣说：“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可是我们发现他的谈论他人都是有的放矢，与“好”“妄”无关。当然，反对子侄北妄言的理由还有理论的成分，毕竟儒家文化讲求的是“敏于行而讷于言”。少说话，多干事会为自己少惹祸端。

在对孩子们交朋友方面的教育，马援是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他用当时为人们所熟知的两个名人作例子，告诉孩子们拿什么样的人作榜样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种教育很有直观性，也很有说服力。在这儿，我们姑且不论马援立论的正确与否，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这种教育有着它本身的可借鉴性，即：对孩子的教育要有具体的可接触的例证，不能拿空洞的言论来教育。这种教育表面上看和前面的教育也形成了一定的抵触，即议论他人。另外这封书信也给信中提到的杜季良带来了祸患[3]，好像也证实了这种议论带有危害性。但仔细想想，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异，一是议论有针对性，不是“好”，一是议论对象所作的事准确无误，不算“妄”。

从马援教育子侄的这件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

教育孩子要有及时性。一旦发现孩子身上的错误，要及时纠正，不可延误，一旦延误，错误就有可能会发展。《后汉书·马援列传》中还记载了另外两件关于教育的事，这些都与他的侄婿王磐有关。王磐是王莽的堂侄子，王莽的新朝灭亡后，王磐因为有财产，所以仍然是一副贵公子的样子，四处招摇，所以马援劝他：：“王氏，废姓也。子石当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师长者，用气自行，多所陵折，其败必也。”可能不是自家子侄的缘故，所以语气多有劝慰之意，也正是不是自己子侄的缘故，虽然及时得到了长辈的训诫，还是没有听，所以结果是死于狱中。王磐的两个儿子也因为相同的原因走上了绝路。由此可见，马援是一个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力图去纠正的人，这一点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

教育应该有针对性。一般人教育孩子，喜欢有事没事就唠叨，结果孩子厌烦了，真正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再说已经不起作用了。看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就可以看到书信所言，句句针对孩子们所犯的错误，没有一句闲言碎语，这样的教训所起的作用比起许多冠冕堂皇，大而无当的教训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

教育应该宽严相济。家长教育孩子一味的严肃，可能使得孩子远离家长，没有亲近感；如果一味亲近，可能就会使孩子对教育不以为意，都达不到目的。看马援这封简单的书信，就会发现宽严之道在他手中运用的非常熟练，既有家长的威严，也不失父辈的慈爱，这是真正的教育之道。

虽然这封信透露出来的只是马援家庭教育思想的一个点，但是我们仍从《后汉书·马援列传》的记载以及马家子孙绵延，代有才人的现象至少还可以推断出两点：以身作则和良好家风的培养。后来家庭教育做的很出色的人基本上都做到了马援的这两点，由此可见这两点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

马援离现在差不多2000年了，但是在追寻他踪迹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会发现2000年前的生命依然鲜活。

   

   

仓卒成文，多有不完备处，过路君子，不妨多加指正。

O  君

O君登讲坛有年矣，虽勤勉有加，仍不得长校者青睐，是以郁郁之余，时有项羽彼可取而代之之思也。然宦途无可援手者，故常窃思，而志无可实现之途。愈不得，思之愈甚，思之愈甚，则模想自己长校之后之种种情状，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时日既久，恍然觉己以达目的。一日告其亲曰：上宪已命我长某校矣。翌日，告其泰山曰：上宪已命我长某校矣。又日，告其友曰：上宪已命我长某校矣。人皆以为真，谓苦心人当有所报也。后数日，其亲路遇O君同僚，方知其假，然O每遇识者，仍言其已长某校，由此家人始知彼已病，谋疗治之策。

精神之疾，疗治颇费功夫，故数年间，O君时而如常人，时而如有疾。然药石之下，病患渐除，一日，医者告之曰：此疗治期毕，君已如常人矣，俟下次查完无虞，可停药也。及期，查无虞，O君兴奋莫名，路遇同乡一富人，遂告病愈事，彼亦喜，曰，不可不贺也！省城风情，不可不识，请汝沐浴，若何？遂从之，至一豪华桑那浴室。浴毕归家，次日便觉下体骚痒不止，初不以为意，后骚痒难耐，询医者，始知花柳病也。又医年余，方愈。噫，O君可谓屋漏又逢夜雨者也。

今夜有雪

晚上出门的时候已经八点了。一走出大厦，嗬，好大的雪啊。以前根本没有见过雪会这样下的，只见天上纷纷下着的是一朵朵的棉花，用鹅毛来形容这时的雪，似乎有点小了。地上已经铺了厚厚的一层，可能是天气比较暖，也是第一场雪的原因，雪中的水分很多。在地上走了没几步，已经变成了白人了，伸手去接雪花，一大团落到手里，就能感觉到雪花的分量，这种经验是以前没有过的。我想，太白所谓的“燕山雪花大如席”可能就指这一类的大雪吧。

记得去年冬至的那一天，沈阳也有大雪，而且下的非常的厚，可惜是在晚上下的，第二天起床，才发现白茫茫的雪到处都是，走在路上，雪都到膝盖了。当时快到圣诞，所以雪停不久，大街上堆满了如真人大小的许多圣诞老人。你得佩服堆雪人者的技巧，那一个个圣诞老人真是栩栩如生啊。这样的景象，或许只有在东北才可能体会得到，反正在西北，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什么太大的雪了。

因为雪太大，本想在雪中漫步的性情被吓跑了，不得已之间，只好撑起伞来，以躲避如撕棉花般纷纷降落的雪。因为雪太大，所以大街上一时显得清净了许多，没有以往熙熙攘攘的人群，所有过路的汽车因为路滑都在缓缓行驶。所有的路灯都笼罩在一层朦胧的光晕之下。没有什么雅趣，也没有什么韵致，我只是一个在雪中匆匆而行的路人。

总是将这样的雪的氛围想象的很美好，比如在向阳的山坡上盖几间茅草房，然后让老婆和孩子穿着厚厚的粗布面袄，一家人将手拢在衣袖里，静静伫望满天的风雪。身后的茅草房内，有暖暖的火炉，有透着芳香的甜润的枣茶。但是我知道，这样的生活不会出现在现在这个时代。

虽然撑着伞，到家的时候，身上仍然落了不少的雪花，而伞上的雪已经很厚了。我的心情平静得像水一样。

乡间逸闻四则

乡间逸闻或得之于先辈，或偶闻于同事，皆实事也，视作笑话亦无不可。

 

一：文革期间，有一个农民在地头挖土填坑。当时的要求是要早请示，晚汇报，干活期间还要喊口号，所以农民一边干活，一边在口中喊着自己琢磨的口号：党听毛主席的话，我听党的话，铁锨听我的话，土听铁锨的话，一锨一锨往沟里下（ha）。

二：解放前夕，有一喇嘛好故弄玄虚，以大言欺人。一日，和人打赌，宣称自己可以坐在山上几天不吃饭。赌约定好后，喇嘛在袈裟下暗藏许多糌粑，然后上山。另一个人不知其中的玄机，所以打赌失败。从此之后，喇嘛能辟谷的消息一下子传出去了，信他的人越来越多。有一次村中闹鬼，喇嘛想设坛作法驱鬼。坛用木柴搭成，用的时候要用火点燃。当时农村中火柴极少，很多人不知道火可以用火柴点。现代人不知道的一点是，当时的火柴不是安全的，只要稍微摩擦，立即会点燃。这喇嘛知道这一切，所以这次用木柴搭起坛，浇上油之后，就说不用点火，他可以通过念咒语使火自燃。在念咒语的时候，喇嘛事先藏好了一个火柴。趁人不备，将火柴轻轻一擦，扔到柴堆里，火焰一下子冒起来了。这一下，这喇嘛的名气越大了。

三：抗战时期，我们哪儿有人作小买卖到过重庆，见过飞机。回家之后免不了炫耀一番。有一天，他对村里的几个老头说，我这次到陪都见了飞机。老头问，飞机是什么？那人说，就是可以拉着人在天上飞的东西啊。老头问，那飞机是用什么做的？那人说。用铁做的。几个老头大怒，齐声说，他妈的，你出了几天门，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铁在水里都不漂，还能上天，你娃让铁疙瘩在天上飞一下让我们看看。说完，几个老头怒气冲冲的把自以为骗他们的那人饱揍了一顿。

四：土改的时候，工作组下到基层进行政治教育工作。有一天，集合了村里的人后，让他们排好队，然后准备讲政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工作组的人突然心血来潮，然后喊出一个壮实的汉子，问他：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汉子思索了一阵，然后理直气壮的说：我是外国人。

“世纪大讲堂”及其他

一向比较喜欢CCTV－2的“世纪大讲堂”，所以有时间的话，总会看看，让自己也懂一点经世济民的大道理。但是在最近，我对这个节目却有些失望了。其中的原因，一在于哪些所谓大家的高头讲章没有多少新意，一在于好多官僚在冒充知名学者大放厥词。然而让我彻底失望的是昨天晚上的一起节目。

主讲人据屏幕上的字幕是一个部长，看来官位不小，可是一看题目叫什么《自主创新》，就知道学问不大。本来论题就是一个伪命题，还能把这样的论题煞有介事的放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就不得不佩服这些官员学者们的脸皮。看了几分钟，发现他正在讨论一个子命题，据所讲的内容看，应该是“中国为什么要采取自主创新”。当然，这同样是一个伪命题，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论述极为荒唐，这从三个小标题可以看出来：1，翻两番的目标要求自主创新；2，中国的国力已经达到自主创新的水平；3，国防现代化的要求需要自主创新（耳闻之言，不一定完全准确，我想也差不多了）。套用一句现成的话，第一个小标题有“主题先行”的嫌疑，理论不是来自实践，而是来自于一个对未来的判断，这与经济学严密的实证精神背道而驰。第二个小标题是三个标题中唯一一个算得上有点道理的标题，可是这样的内容也不用拿出来论证啊，因为你没有实力，还谈什么自主创新啊，谈了也是白扯。第三个标题，只要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试想谁会吧自己国家的命脉交在别人手中呢？

前几年，学者们搞出一点成绩后就想着削尖了脑袋去作官，这几年开始双向交流了，官员们也想过把学者瘾，所以想方设法要混进某个高校或者学术单位弄顶博导的帽子戴一戴。不过，只想做官或者只想做学者都没有错，可是当了官还不放弃学者，以示自己高雅；成了博导的仍然在作官，以示自己尊贵，这样做的结果是纯净的学界变成了名利场，而所谓的学术成果也成了一个个的怪胎，什么样的奇谈怪论都有。对学术的践踏莫此为甚。

或许人们在奇怪，为什么中国经济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增长率，怎么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论著没有一部获得诺贝尔奖呢？凯恩斯的经济学享誉全球，他的理论指导下的欧美经济也没有这样长时间的增长率啊。如果你看了CCTV－2“世纪大讲堂”的这些官僚学者或者学者官僚的演讲，你就会觉得中国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真是一点也不冤啊。中国的学者们是不是也该深思一下了呢？

刹那即永恒

我不知道把“缘分”这样的词用在欣赏方面是不是个错误，但我知道，对某些事物的欣赏确实是需要缘分的，或者确切的说，是一种契机。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比如你在阅读某篇诗文的时候，可能毫无感觉，可是你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听到它，你就会一下子喜欢上它，并且永志不忘。这样的例子已经有好多。比如金人元好问的《迈陂塘·雁丘词》[1]，一般读者知道的可能不多，既是读过，也可能会忽略其中的内蕴。但是它在《神雕侠侣》中，由李莫愁深情款款的唱出来的时候，对读者的影响力可能就会非同凡响。这个契机或许就是作品和读者之间的缘分吧。这种情形最早出现在琼瑶的小说《在水一方》中，不过其中的歌词让琼瑶阿姨改了好多，但是《在水一方》这首歌唱红之后，人们还是回到歌词的源头，在《诗经》中找到那篇著名的《蒹葭》[2]细细捧读。

这都是大众一起在一个机遇的面前喜欢上一个欣赏对象的例子。有时候，我们个人也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喜欢上某一件欣赏的对象，在此之前，你很有可能很讨厌它。记得是在1998年抗洪救灾的时候，我正在一位亲戚家给他的几个孩子补课，闲暇下来以后，就看电视解闷。一天，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正在采访一位军嫂，不知道是刻意的安排，还是那位军嫂确实有唱歌的渴望，反正那首《真的好想你》唱起来了。这是以前我很反感的一首歌，觉得过于直白，没有韵味。可是就在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在夜里呼唤黎明，追月的彩云哟也知道我的心”这样的句子简直是为这位军嫂量身定做的。以后，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面前总有一个彻夜难眠的女人形象就会浮现在眼前。后来我跟我的一位朋友谈起这件事，他说他也是从那以后喜欢上这首歌的。

有时候，刹那既是永恒，就在一瞬间，确定了一身的喜好。爱一个人，有时候也这样吧。

 

晚来天欲雪

早晨还赖在床上的时候，从窗帘的缝里漏近几缕阳光，心想，今天又是一个艳阳天啊。等到行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虽然还有阳光的闪动，但是天空中已经有了丝丝的云在漂移。坐在办公室里，我向来不关注天气，或许这是因为天气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缘故。QQ的上方显示者今天是多云见晴的标志，所以也没有在意会不会下雪，不过对雪的盼望倒是非常迫切的。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大概是感冒尚未痊愈，希望一场雪的降临能稍稍缓解感冒的症状；一方面在于入冬以来还没有下过一场雪。

4点多钟的时候，因为没有香烟了，忍了好久也忍不住，所以下楼去买烟。一出门，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潮湿的气息，抬头望天，已经见不到一丝阳光了。心想，或许天气预报撒谎了吧，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样的天气是应该有降水的。不过下雪的时候对我这样一个旅人，毕竟没有多少的好处。我还没有修炼到柳宗元那种“独钓寒江雪”的境界，承受寂寞和孤独是要有一定的精神力来支撑的。像张岱那样在湖中一人赏雪的雅致也学不来，我觉得像他那样的人，所谓“人道相公痴”，其中的“痴”多有作秀的成分，所以才会洋洋自得地记在笔记当中供人欣赏。说老实话，《世说新语》中记载的王子猷雪中访戴的故事是一个非常潇洒的故事，那种兴来去，兴尽返的名士风度的确令人心折，但是一旦去模仿，立马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的。

最喜欢的情形是白居易在《问刘十九》中写的那类：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暖暖的炉火，暖暖的友情，可以一下子暖到人的心底。这样的时刻可以算作是人生极幸福的时刻之一，可是在这异地，会有这样的时刻吗？

外面的天色已经是浓重的黑色，盼望已久的雪花还是没有飘落下来。打开窗户，只看到三三两两的乌鸦盘旋在群楼之间。

北大的“国学”进修班

拿到本周的《中华读书报》，头版头条赫然写着《企业老板涌进北大修“国学”》，有个副标题是《北大“乾元国学教室”开班预言，国学即将成为人们一种基本生活方式》。

先做一回抄文公吧，把这则新闻中的某些段落抄录如下：

有观察人士认为，作为社会阶层中先知先觉的一群，企业家们纷纷改“攻术”为“谋道”，这意味着新一轮的“国学热”在悄然兴起。

据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冀建中介绍，新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是对该系创办多年的“董事长班”和“研究生班”的总结和升华。这次开班的学员当中，“董事长班”已经以第五期学员居多，而“董事长班”已经办到第八期，累计招收的学员人数已经突破500人，这500多名国内知名企业家当中，80％以上的企业资产过千万元。耐人寻味的是，“董事长班”中，居然还有连续五期跟班读的铁杆学员。企业家们纷纷自觉自发地开始了他们的“文化担当”，这无疑在告示着我们的国家在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期之后，开始迎来了另一个即将高速发展的新领域——文化建设。

国学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构成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

北大哲学系最年轻的博导王博教授在“乾元国学教室”开班演讲中预言，当欧洲人用“圣经”作为自己的“国学”来济世救民时，中华文明中的“国学”即将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们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

抄录完毕，然后来作些评点吧。本文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北大哲学系傍到大款了。学术界傍大款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些年就有了，这回是一向冷门的哲学系，报道一番，自然在情理之中，因为中国的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早就失去了独立的品格。

感觉之二，就是企业家们在寻找新的时髦点，从而美化自己，我想如果再有政客参加进来，就更热闹了。如果那样，记者一定会写：有这些领导我们的人的加入，国学一定会再现辉煌。现代社会，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们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往自己脸上贴金，既然有了这样的机会，还不趋之若骛啊。

感觉之三，这个记者水平太差，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篇短文，到处是语病，逻辑不通。如果有心人注意一下我抄的二三四段，就可以发现至少不下十处毛病，看来《中华读书报》正在日益变得浮躁。记者差，责编也缺乏责任，所以将此类文稿堂而皇之的登在头条，可谓颜面扫尽。

感觉之四，北大的哲学系随着那些近几年来已经堕落的学院一样堕落了，如果报道中的言辞属实的话，可以为北大哲学系唱悼歌了，“当欧洲人用‘圣经’作为自己的‘国学’来济世救民时，中华文明中的‘国学’即将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们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简直让人莫名其妙。

不多说了，让人郁闷。

见证生命的陨落

每当我们从新闻中听到某地某时死了多少人时，得到的只是数字，关心的也是数字，既无悲伤，更无快乐。可是近几年来，随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我终于感受到了死亡浓重的阴影，感受到了一个个生命的脆弱。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景：时间大约是2001年的正月十八左右吧，因为无聊，所以在中午饭前便到学校门口散步，找人聊天。见到门卫后，门卫猛然间说了一句话：X老师死了，刚打来的电话。我一下子懵了，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回到家的，在哪一霎那间，我觉得人生了无生趣。X不仅是我的同事，还是我儿时的玩伴，我记得从有记忆以来，他一直是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人之一。虽然他一直抱病在家休养，但是对于他的死，我一直没有想到过，总觉得有某一天，他仍会精神奕奕地去上课。记得放寒假的时候，我从北京回来就已经听到了他再次住院的消息，当时想，等过完年再去看他吧。结果，当正月初八，我从哥哥家回来，兴冲冲的去看他时，他又到兰州住院了。我与他连最后的一面都没有见着。在这所学校里，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同学，当我们坐在一起时，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话语从何谈起。当时，毕业班已经开始补课了，有几个同学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眼泪一下子矇住了眼睛，都无法继续上课，只好让学生自习。从他去世的这不算突然，有算是突然的消息中，我们都深深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奈。

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吧，晚上，我仍然坐在办公室里，从高高的十楼望出去，依稀可见天空飘洒着的微雪。电话铃响了两下之后停了，我知道这是家里的电话。当我拾起听筒，拨完号码，听筒的对面，太太给我诉说家中的不幸。这次也是一个晴天的霹雳。太太告诉我，说我的一位堂哥去世了。当时我异常的诧异，因为在我的感觉中，他的身体一向非常好，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没了呢。我慢慢了解到他去世的过程：据说第一天和别人喝了一点酒，第二天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所以等客人走后，他自己骑着摩托去看病。嫂子不放心，他走之后，也随着骑自行车追赶。可是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在走到村医疗站的门口时，刚停下车就从车上摔了下来。他就用这种方式告别了世界，告别了亲人。后来回家，听哥哥们讲，他去世之后，来吊丧的人们人人含悲。我想这一方面是人们对这样一位平时帮助过他们的人的怜惜，同时也是对生命脆弱的一种畏惧和感叹吧。

自从2000年以来，许多的亲人从身边一个个走了，这其中包括最疼爱我的母亲。虽然知道生老病死的道理，然而每当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悄然从身边离去的时候，我仍然在感喟生命的易失，生命的脆弱，以及对人生的无奈。由此，也不由让人想到：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活着才是真实的，一旦死去，所有的一切便转眼成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为了一些身外的功名利禄奔波不停。珍惜生命吧，毕竟人生只有一次啊。

二哥病了

吃了感冒药以后，就昏昏沉沉的坐在沙发上睡觉。桌子上的电话响个不停，虽然听得一清二楚，就是不想起来接电话。就这样响了两三次，似乎铃声也疲惫了，就不响了。

过了一会儿，主任吃完饭回来了，同行的有好几人，好像还喝了酒，大家在外间大声的喧哗，但这一切对我毫无影响，我只是在昏睡。刺耳的电话铃声又响了，这回有接电话的人，所以我仍然在迷矇之中。我隐约听到主任说了几句话，然后喊我，我有点纳闷，因为在中午很少有人给我打电话的。

拾起电话一听，原来是太太的声音。她说，大哥要跟我说话，我心底泛起一丝喜悦。因为大哥到安西快一年，一直没有回来，关于他的消息一直没有听到过，还有就是他回来的时候看过父亲，我可以从他哪儿知道父亲的状况。我始终没有想到，他给我带来的消息不是我希望听到的。

他说，他刚从西安过来。我一下子愣了。安西和西安一东一西，差距太远了，到哪儿干吗啊？我木木的头脑一时没有反映过来。接着的消息让我有些无法反映，我只是木然的听着。他说，他从安西到酒泉的时候，想去看父亲，结果一下车就知道二哥病了，说病情很重，已经肝部腹水了。不知道从那儿得到的消息，说西安有一个专门看肝病的中医院，正打算到西安去，于是大哥便陪着二哥去了西安。在西安的一段时间，据说各种数据已经有所下降，但是苦于没有钱，于是只买了一个月的药回去了。现在大哥打算在兄弟姊妹们之间凑点钱，给二哥带回去好让他吃药。

电话挂了好一会了。我仍木然的坐着，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在农村，就怕得这样的大病，因为没钱进医院，所以只好等着。这是一种无奈啊。我也在落魄，也没有多少可以资助的金钱。

人啊，有时候真恨自己的无能。

还没有读书

因了感冒，作什么事都不上心。浑身懒洋洋的，提不起什么劲来。于是在百无聊赖之际，在自己的书架上随意浏览。结果令自己吃惊的是，我竟然有米歇尔·福柯的四本书：《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仔细一回想，认真读过的只有《规训与惩罚》一本，这实在让人汗颜啊。打开书的扉页，发现《规训与惩罚》买的最早，是在2001年10月26日，其后分别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知识考古学》、《词与物》，时间依次为：2001年11月20日，2002年1月3日，2002年10月17日。从买第一本到最后一本，时间跨度几乎一整年，而最后一本书到我手里也已经整整三年了。而在它们到了我手里，除了买来的当初几天，几乎没有怎么动过，这样的事实，实在令人有些难为情啊。

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在网络上度过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多的已经耽误了许许多多的读书时间。我想从明天开始，要认真的读书了，读福柯以及一切我应该读的书。

沦陷的土地

以前有个教中学英语的同事，起初因为是民办教师，所以常在寒暑假其间办一个英语补习班，赚点外快贴补家用。后来这位已经取得了电大大专文凭的人为了转正[1]，又回到一所中等师范学校读中专文凭。这次回炉的地点因为在市里，所以他就和学校的老师一起办班。当然这为他以后的办班积累的许多经验。所以转正以后，他通过关系调到县城，连课余也开始给学生补习起来，当然这类补习不是免费的。接着发生的事情就不好了，他开始在自己执教的班上公然宣称，他讲的精华不在课堂上，而是在补习班中，学生听到之后，虽私下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上报。为了拉更多的学生来上补习班，这位老兄处心积虑的把孩子们家长的电话意义弄到手，然后一一打电话劝家长读他的补习班。可是运气不好，正好班上有校长的孩子，他在恍惚间，把电话打给了校长。如果他教学很突出的话，可能这件事的处理会不一样，不幸的是，他教学的口碑极差，这一下子，从县城又回到了农村。当时，这样的事在我们哪儿还比较少，所以事情一出，大家都当作反面典型看。

可是在外面的这几年，我发现我的这位同事比起大城市的同行们，还是有差距的。大城市的家长们根本不在乎几个小钱，而且为了孩子的成长，既是花大钱也在所不惜，于是孩子们便参加各式各样的补习班。我看有些补习班叫做“人情班”或者“腐败班”似乎更恰当。因为听现在的同事讲孩子的学习时常说，某某班不能不去，因为这是孩子的班主任班的；某某班不能不参加，因为这是孩子的数学老师办的等等。我也做过教师，十年的时间似乎也并不短，但是我觉得大纲规定教给学生的东西，完全可以在授课时间讲完，我不知道在课时之外还能给孩子们说些什么。据说有些老师在班上作软广告，说班上进前三名的都是他的补习班上的学生云云。看来在金钱的强大攻势面前，师德之类的东西似乎荡然无存。我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能作什么。

这样的地方还有医院。如果你现在说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圣地，一定会有人跟你急。因为你现在只要进过医院，五花八门的收费一定会把你的腰包掏空为止。明明花四五块钱就能治好的小病，如果你进了医院，不让你花费一两百元是不会让你出来的。如果去做体检，你有时候会一下子莫名其妙的由健康状态转化为重病状态，这样的话他人已经说了许多，没有必要再罗嗦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被人们视为净土的两块圣地现在已经完全沦陷了。金钱以其横扫一切的气势，把以往人们所固守的道德完全扫落在地，高尚没有了，尊敬没有了，连起码的信任也没有了。你走在大街上，随便进一个门面，就会看到高高供起的财神，这就是目前人们唯一的信仰啊。我不知道一块去了崇高、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纯洁的土地将会是怎样的土地。

慎  独

以前的中国人对崇高的语词总是非常迷信，都认为崇高的语词总会伴随着崇高的行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人们渐渐发现，崇高的语词背后，大多常常是卑下，牌坊的背后不一定是贞女，于是怀疑语词便成了人们惯有的思维方式，或者一边说着崇高的语词，一边做着卑下的事情。在生活中，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片又一片的净土沦为罪恶之地，比如学校，比如医院，可是高调却比往日唱的更高。于是，语词建立起来的崇高的塔林一一崩塌了，人们不再相信有崇高的存在，一旦某时某地有崇高在上演，人们一定认为在作秀。随着崇高一起崩塌的还有善良、美好、优雅以及许多的美好的东西，语词建立起来的规范处在日渐式微的状态。生活中也时时存在崇高、美好和善良，但是这一切一旦诉诸语词，人们便不再相信它们的真实性，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早将这类东西糟蹋得一无是处。比如善良可以欺骗，美好可以变卖等。可以说，大众心目中现在唯一相信的可能是金钱金灿灿的光芒了。

我常常想起一个很传统的词：“慎独”。这个词出自儒家的经典《中庸》，书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我是说如果，如果还有人能慎独，在无人之时像曾子所言，“三省”自身，省察自己的言心是否如一，那么语词给人的欺骗感是否可以消除呢？实际上，如果在现实中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声名在身，人们一定会嘲笑他的愚蠢，如果有，一旦宣之于口，大多的人们将会视之为作秀。但是现实中人们还常常提到的一个语词叫“诚信”，人们对这个同样出现在儒家典籍中的语词似乎颇有好感，这可能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所收的欺骗太多，所以渴望着他人诚信的原因吧。但是，诚信不是单方面的，一旦一方没有诚信，另一方的诚信将会无处可施。可是习惯了骗与被骗的生活，在惯性驱使下，能够守得住诚信的底线吗？

所以，要想恢复崇高、美好、善良，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安全快乐的赚钱，人们就得提高自身的诚信度，而诚信度对一个人的重要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会意识到。但诚信本身是一个需要内省的修身功夫，并不是说那一天想讲可以达到的。诚信看的是一个人的行动，一个人在以往做事的记录，它不管你口头上漂亮的言辞。孔夫子有一句话：“父在观其行，不在观其志，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我想，诚信讲求的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而要做到彻头彻尾的诚信，内省的功夫必不可少，也就是说，既是在独自相处时，内心之中也应该一片光明磊落，这应该是慎独的功夫。

据说，晚清湖湘派的代表人物祁隽藻为了提高自省的能力，每日记日记，把自己每天产生的每一个龌龊的念头都记录下来，以时时警戒自己。后来他的同乡后辈曾国藩非常欣赏他，也勤记不辍。这类行动在现代人眼里，可能及其迂腐，可是正是这种自省的功夫，才使他们成就他们的无上功业。我们不是一向崇拜卢梭在《忏悔录》中自我解剖的精神吗？这种时时让自己面对自身缺陷的行动实际上丝毫不逊于卢梭的精神。

想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安宁吗？想让自己的精神伟岸吗？想让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安心的和你交往吗？如果你还想，那么，深夜无人时，就该扪心自问，独居静思时，就让每一个邪恶的念头死在萌芽状态。做做慎独的功夫吧，或许这会让你的心灵宁静，从而免受扰攘世俗的侵袭，免受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因为无止境的对金钱的追求，带来的不一定是完全的幸福。

P君

未有工业文明之前，官员出行，皆乘轿，是以轿夫皆以所抬官员身份之高自傲。而今乘车，司机当属轿夫之流也。性质虽同，然司机傲于轿夫，以其近领导也。是以撒播秘闻，收受贿赂，为此类人当行本色。P君者，亦一司机也，凡此类人之不良习气皆有，纯朴则无。

    久随领导，P君习染宦场习气甚浓，如某人可资利用，则拍之不已，如某人于己无用，则落井下石，冷嘲热讽。尝有一所伺领导，见其妻甚喜，欲狎之。作司机既久，察言观色之能极强，P君一观领导声色，即知其所想，是以目视其妻，己找托词潜出。后领导退休，欲用其车，P君置之不理，若弃敝履焉。近年各色车辆渐多，出小钱即可租车，P君于同事中地位渐低，是以常与他人作勾肩搭背状，以示亲密，然一旦乘其车，则面色立变，状若不于此类人为伍者。